植物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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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公告
 

逝去的激情岁月——忆与钟扬共事的片段

     2017年9月25日,惊悉钟扬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逝。这是真的吗?虽然已经过去一天,但这个消息始终象是云里雾里、模模糊糊,我不敢相信,总抱着侥幸的心理,万一这不是真的......。但是心里频繁涌起的一股股莫名的悲伤越来越真实地提醒我,那个可爱的胖子是真的走了。

     我与钟扬相识很早。1986年上大三时,受陈家宽教授《普通生态学》的影响,我喜欢上了分类、系统、进化、生态等宏观生物学。那时陈教授还在武大求学,我去他实验室实习。当时陈教授正和钟扬、黄德四一起,把数量分类这一当时正兴起的方法应用到他的博士论文中。我就这样认识了钟扬,开始了我们持续一生的交往与友谊。因为这样的经历,钟扬和陈家宽两人成了我毕业实习的导师,所做的科研工作也成为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学术论文。也正由于这样的经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便毫不犹豫地来到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武汉植物所地处郊区,那时只有一条通往鲁巷的59路公交车,近1个小时一班,晚上7点收班,出入植物园极为不便,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1991年3月31日是我来单位报到的日子,从此与钟扬、黄德四开始了在实验楼一楼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共事近10年的历程。钟扬刚到武汉植物所工作时,担任过湖北省植物学会的秘书,在他担任秘书的那些年是省植物学会活动最为丰富的几年。武汉植物所承办的第二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1991年)是我参加的几届会议中最令人难忘的。这次会议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至今提及仍在圈子里被津津乐道,也许有些参会者还保留着钟扬和张晓艳共同设计的印有银杏叶的文化衫。钟扬还热情地协助《武汉植物学研究》(现《植物科学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跑印刷厂、校对等样样都干,乐此不疲,长期的锻炼也培养了钟扬对文字编辑的敏感性。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使用计算机和程序,可以随意对文字修改和编辑。印刷用的是铅字排版,需要人工把一个个活动的铅字挑出来进行排版,印刷出来的校样错误率较高。后来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但刚开始使用时也有烦恼,由于很多专业字词没有计算机字体,只能在硫酸纸样稿印出来后,再将缺的字写好贴在硫酸纸样稿的缺字处,这件事钟扬出力尤多,谁让他写得一手好字!也许在我办公室的故纸堆里还能找到钟扬的一些手迹,可是我还有勇气翻找吗?

     钟扬是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是亲力亲为。因为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所以走上生物学、植物学的科研道路尤其艰辛。钟扬的勤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间办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的亮灯处。加入钟扬的科研小组,短短数年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两本书的封面上,也是目前仅有的两本书,而钟扬无论在复旦大学还是在西藏大学工作,除了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外,不断出版的著作也见证着钟扬持续不断的努力。钟扬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拼搏从一个生物学门外汉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
     钟扬思维敏捷,深厚扎实的数学功底使得他在经验性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总能发现新的角度与问题。数量分类和分支分类方法在水生植物中的应用应该是钟扬与陈家宽教授在国内的首创,我有幸与这个集体一同工作,很早也把多元统计方法应用于水生植物的研究中。那些年里,不同数学方法的比较评价及如何实现等是我们科研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昂贵的软件都是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是一段躁动、喧嚣但又充满欢乐的日子,无论是在文献中发现一些低级错误,还是解决了数学方法或者编程中的一个问题都会给我们这个团队带来很多欢乐。1993年,我们在学术上一个小小的成就是在国内首倡了“计算生物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将我们的实验室冠名为“计算生物学青年实验室”。钟扬从美国回来后,还为这个实验室捐赠了一套当时较为先进的计算机系统。1994年冠以“计算生物学”名称的国际学术刊物第一卷出版,1997年国际计算生物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ISCB)成立。看到现在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热潮,怎不叫人感叹!曾经的武汉植物研究所在这个领域是如此地立于前沿!
     钟扬离开武汉植物所到复旦大学工作后,这样亢奋而惬意的科研工作也宣告终止。虽然我与钟扬的科研领域差距越来越大,但是针对科学问题的讨论仍是我们见面时的主要活动。记得钟扬获得杰青资助那一年(2009年),我到青海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机场的路上他得到了杰青通过的消息,我们在机场简单庆祝了一番,简餐中说起全球变化这一热点,钟扬认为可以找到全球变化的分子证据,我建议水生植物也许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因为无机碳可能是水生植物分化与适应的关键因子,也是全球变化重点。今年8月,我和钟扬在电话中就这一我们一直放在心上的问题做了简短的交流,说起了我们发现的一些有趣材料可能为这个想法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相约在10月份找时间一起深入讨论一下。可惜,这次讨论永远不会再有了。要是当初约定时间更早点该多好,也许一切都是另一个版本。
     钟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玩得一手好桥牌,是当时武汉植物所的主力队员,分管理园艺中心时曾在东湖边开发了沙滩排球场,夏天这里成了所里年轻人的最爱,打完球顺便到东湖泡泡真是个享受。钟扬还写得一首好词,有一年单位歌唱表演,所有歌词都是钟扬创作,由武汉植物园原副主任、现武汉大学药学院教授王有为作曲。这些歌曲都与植物和植物研究有关,创作的灵感源于他对植物学深深的热爱。尤其令我佩服的是钟扬还烧得一手好菜,并且手脚麻利,他是我认识的科研工作者中烧菜水平最高的,够得上专业厨师的水平。单身时没少到他家混吃混喝。去年在西藏,他还用一锅冒菜在他西藏大学的居所招待了大家。其实钟扬在武汉工作期间,为武汉植物园的开放搞活、科普宣传迈出了第一步。不少同龄人现在一起聊天时还会说起当时武汉植物园的烧烤,那就是钟扬带领几个人在东湖边搞起来的,夏天来吃过的人基本都有在东湖边吃烧烤喝啤酒的豪情。
     钟扬写得一手好字,喜欢用蘸水钢笔,不过写字很用力,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按他夫人张晓艳的说法,钟扬写字不是用笔,是在“吃”笔,一支新钢笔没多久就要更换笔尖。钟扬知识兴趣广泛,涉猎众多,记忆力超强,文笔很好,这从他众多的博客、专栏中可见一斑。很多第一次见到钟扬的人都会佩服他出众的口才,有钟扬在的聚会永远都不会冷场!这种能力为他的课堂授课、科普宣传增加了无限的魅力。其实第一次见识到钟扬的文笔功力是我们合作编译《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992年)这本书,当完成后请陈家宽教授写序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虽不能说信、达、雅,也已是译作中难得了(大意)。文本的定稿都是钟扬逐字逐句推敲的,送到出版社的稿件也是由他逐字誊写的。
     钟扬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中都有他的朋友。他入选长江学者到藏大的第一天,一句“很荣幸来到世界最高学府工作”拉近了他与西藏的心理距离;他在西藏这些年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地道的藏民,也有了标准藏名:索朗顿珠。我们经常说,他穿起藏袍进布达拉宫不用预约、不用买票,走藏族通道即可。没有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热爱,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把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建设得如此有声有色,进入了“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世界分布海拔最高拟南芥的发现是世界屋脊给予钟扬的褒奖,也是钟扬带给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珍贵礼物。
     钟扬第一次出国,是到密西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导师John Beaman教授看过他的简历后,第一次见面时问他,为什么选择分类系统学这样的传统学科。钟扬的回答让老师开怀:在我知道的生物学家中,植物分类学家是一群高寿的群体。可惜天妒英才!
     跟钟扬共事的15年中,真正一起做的野外工作只有一次,就是去斧头湖开展水生植被调查(1991年),钟扬对湖区人早春的湖鲜野菜茭笋赞不绝口。这项调查除了学术论文外,还以科普文章的形式出现在《植物杂志》(1994年)上。钟扬到复旦、藏大工作后,我们还共同参加了一次西藏尼洋河流域水环境与水生态的调查(2009年)。实际上2007年有过一次再次共事的机会,是如此的接近,只可惜没有实现。回想起来,如果当时钟扬再回来工作,现在的他、我们、还有他一直挂怀的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子?
     钟扬到复旦工作后,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有一次聊起这件事时,他说中国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他希望在退休前至少为每个民族都培养1名研究生。据我的了解,即使钟扬的愿望已无法实现,但他也许已经是培养少数民族研究生最多的自然科学导师。
     在我的感受中,钟扬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无论外界如何,他始终向着自己的理想匆匆而行。在外人看来,他已经走在了成功的康庄大道上,只需时间流逝,一切收获便会水到渠成。不过我却知道,钟扬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我认识他起,他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状态。只是在昨天,钟扬终于可以休息了。
        种子已经找到,开始发芽,结实也就可待了。
        红尘中痛失一行者,天国里长生一圣徒!钟扬一路走好!
        刚刚窗外还是一弯明月,怎么突然下起雨了?风中雨声呜咽。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
                                               《植物科学学报》编委

                                                 李 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夜于磨山

 

 

(2017-09-30 00:00:00.0 点击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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